男子为上百名官员拆窃听器:曾一周拆40多个 (转载)

WateringCar   (快乐的洒水车)2013-02-28 18: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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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地铁拥挤的人群里,齐红抓住扶手,露出了一条条深深的刀疤。人们瞅着他,
立即躲向一边。伤痕是23年前留下的,尽管这样的目光多年来已司空见惯,可还是激起
了无可奈何的伤感。他没法和别人解释,就像一生所经历过的无数事情,总是始于理想
,终于荒诞。
  齐红,1米85左右的块头,不说话的时候,是一副严肃而戒备的神情,而当他开口说
话,你能感受到他密集的思索。我是通过一则登在《南方周末》头版的报道知道他的,
在那则报道中,他揭露了道成公司(声称开创了“医患关系第三方管理”)打击患者、欺
世盗名、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
  “不是揭露,而是揭示真相,”齐红纠正我。在山东一座城市里,我和齐红聊了几
天,其中很多内容没法在这时告诉你们。这次仅仅要说的是,他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
办公室或是卧房拆出三百多个窃听偷拍器材的事情。这发生在2011年。
  窃听成风
  双腿一软,瘫坐地上,久久不能说话——齐红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为官员拆出窃
听器时,对方面对结果的反应。那是他始料不及的,更没想到的是,自己在官场上传开
了名声。
  熟人才是通行证。官员们纷纷通过熟识的朋友来找他检测,拆除窃听偷拍设备。出
于保险起见或是觉察到某种异常——比方说,妻子得知某个秘密行踪,领导讲话“话中
带话”,他们都会找到齐红。最忙碌的一周,他拆出了四十多个。
  这段神奇的经历起源于一次饭局。一名来自山西的官员带来了“官场窃听成风”的
信息——官员们广泛使用间谍设备,彼此刺探,抓对手把柄,由此副职立刻升为正职…

  “现在我们见面都要拥抱,趁机摸摸对方身上是否带设备,重要谈话得去洗浴中心
,”他说。这让在座的人震惊,在山东一带,这样的现象前所未闻,他们纷纷感慨——
人心是不可靠的。
  齐红思虑得更多,“公务员队伍相互收集黑材料,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他还对朋
友们说:“我要对你们的安全做个检测,我想想办法,你们等着吧……” 没过几天,他
就找到一套检测仪器。
  检测工作先在朋友圈中进行。“焦点”人物会成为优先考虑对象,就像这一位,手
握审批权力而又锋芒外露的处级干部。
  “万一我私生活被发现,老婆不让我回家了怎么办?”听到齐红提出主动排查,这
位“处级”还一脸轻松开玩笑。但很快,他就尝到了沉重的滋味——两个窃听器、一个
针孔摄像头,藏在了办公室的空调里。
  “脸顿时煞白了,直勾勾望着天花板”,他的两三个小时后才缓过神来对齐红说,
不可能是家人装的,情人“藏得很深啊”。
  冷静之后是应对。接下来一周,他频繁拜访上级,给他们送礼,终于得到“点拨”
——某副手能力超群,应该调去更富挑战性的岗位。他豁然开朗,将副手调离。
  忧心忡忡
  间谍设备来自他们的妻子、情人、同僚及竞争对手。在查出前二三十个窃听偷拍器
时,齐红忍不住想:朋友们待一块时,各抒己见,指点江山,谈起腐败还同仇敌忾。回
归官场后,他们是怎样的形象?又是如何成为“腐败一员”的?
  起初,他还带着了解中国官场、窥探人性另一面的好奇心。可当渐渐深入他们的隐
私,他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尴尬。
  他谈到一位朋友,一个总是风度翩翩、侃侃而谈并且见解深刻的厅级官员,他打了
个比喻——“像国家领导人”。一次闲聊中,对方调侃着说:“怎么不帮我检查检查,
看看我是不是好干部?”
  接下来,又是一串转折。齐红果真在车上查出了插卡式窃听器,还看到了一张前所
未有的扭曲的脸,“突然间给你的感觉是皮肤都皱起来了,就好像突然核武器爆炸,被
辐射到了。”二十多天后,他找到齐红,严肃地说:“我承认,我有两个情人。我马上
终止交往!”
  可是,他为什么要特意向齐红交代呢?我想齐红也会有这个窘迫的疑问。在其他场
合,有人冲他惊呼,老子没有贪污!有人还得表演出冷静。但齐红并不是愚蠢的观众,
他当时就想,为什么你的反应变得迟钝而神情忽然恍惚了呢?
  至于那位风度翩翩的朋友,他记得自己只是难为情地回答,“这是你的私生活问题
,如果她们让你感觉很美好,或是充满了激情,你仍然可以继续……甚至你都可以忘掉
有过我这个朋友……”齐红叹了一口气,补充说,“那是他的自由。”又继续讲起了一
名局长的故事。
  与“厅级”不同,这名局长迅速接受了结果,并断定:情人装了窃听器。随后他和
情人果断分手。
  “太厌恶了,”再提起此事时,局长仍咬牙切齿。听多了石榴裙下栽跟头的故事,
他甚至怀疑起情人的背景,“是不是被谁安插在身边的?是不是被利用了?”压抑和不
安之感,长久笼罩着他。
  此后,齐红看到了更多。当场大骂某人是狗背后捅刀子的,心脏病发作而惶惶不可
终日的……齐红赶到医院,看对方可怜巴巴的样子,却不能主动发问,也不能劝导,谁
也不愿把问题戳破。
  那些没检测出问题的幸存官员呢,能松一口气吧?可不!他们忧心忡忡,成天怀疑
,是不是检测设备不够先进啊?
  “要不要告诉他呢”。慢慢地,当齐红检测到窃听偷拍器,他都在心里犹豫一番—
— 不说,不知他们会走上哪条路?我不愿看到凄惨的事发生。说了,看到这么多的表情
,得病的,沉默的,我还得去安慰他们。但安慰的话也没法说,总不能问你做了什么你
交代吧你捐了吧?”
  还有隐约的怀疑眼神——你这样给我们检测,是不是有什么不良目的?啊?
  身不由己
  不可避免,“凄惨的事情”发生了。查出窃听器一周后,他的一名朋友(国有资产管
理部门的主任),因涉嫌受贿,被双规了。
  在齐红的描述中,这位主任讲原则,待人和气,厌恶亏欠他人,是吃顿饭都要抢着
买单那种人。他提出帮他检查检查。因为,“他在工作中不容易跟坏势力同流合污,又
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很多势力包括他的上级很难通过他来获得更多利益”。
  当时,齐红就对他说,你很容易被看作危险的异己分子,一块利益集团的绊脚石。
对于这一警告,“主任”只是再次强调“原则”的重要性。
  然而,与这反应不相匹配的是,当看到齐红从办公室的台灯揪出窃听器后,他陷入
了沉默。
  “不是愤怒而是沉默,”齐红用尽管看透世事依然失落但其实也没什么的口吻。他
曾反复琢磨其中意味,直到再次见到了他。
  那时“主任”已经在监狱了。“只收过一次钱,就出事了!”他愤怒又哀怨地断定
,窃听是一个预谋,行贿是一个陷阱,为的就是除掉他!
  一切都已不可挽回。齐红说,那次见面,他得知,仅在拆出窃听器一周后“主任”
就出事了。他还说主任之所以受贿,是因顶不住压力,是因他意识到一直都没与局长一
致,而惟有一致,才能让上面和下面的人顺畅地“办事”。因而“主任”后悔了。并不
是后悔受贿,而是“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堕落,和他们一块。这样能不能查出我还很
难说,因为大家都会互相掩盖”,他说。
  齐红曾为此感慨良久,随后他发现,“主任”并不是孤岛,他眼中的正直人——一
名大学校长,也被安上窃听器了。在他那些愁苦的案例中,校长是惟一保持冷静的人(但
齐红又怀疑也许是演技太好)。校长只笑笑说,谁能对我这样呢?是党在考验我吗?还是
单位其他的同事在观察我呢?
  “谁对他使用这些东西?意图是什么?如果这样的一个人被搞掉了,另一帮人上来
了,这个单位会是什么样?在我们官场互相斗争当中,这样的手段扩大化以后,会普遍
引起官员们一种怎样的心态?是能约束住他们做事,还是使他们更加狡猾?如果它们来
自官场的恶势力,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齐红的思考还未找到答案,他又发现,窃听或是偷拍并不一定来自对手或是“恶势
力”。 即便踏在同一条船上,他们也要接受来自同伴的考验,以确保共同利益的安全与
稳固。
  “被查出设备后,他们要第一时间排查是不是纪委所为,并通知同伴以寻求共同的
安全和保护”,齐红说。他将提到的这名官员,也像大部分人的反应那样,在查出窃听
器后,尽可能冷静地分析自己的利益链条,往各种渠道确定威胁的来源。
  “就像做错事害怕受罚的小孩需要去讨好。他当即变得谦虚起来。”经过一番讨论
和缜密调查,这名当事人确定窃听器来自“防患于未然”的同僚们,最终加强了“忠诚
意识”,巩固了联盟。
  “没事,自己人,”再次和齐红见面时,这名官员已恢复正常,大家又嘻嘻哈哈地
吃饭。
  无论如何,总得为自己辩护一番。他们大多诉诸身不由己的浮沉感。齐红举例说,
言辞大致是这样的——
  “像我这样的人,在工作中绝对没有重大问题,但是你说,小小的问题怎么可能没
有?“现在的工作哪能那么严格呢?人家送了点礼,过生日送了点钱,你说这种情况下
,怎么能像焦裕禄同志一样拒绝呢?这是不行的。要是这样做的话很有可能影响你的工
作。只能说,这是一种必要的交往、一种交流,现在的情形下,要是不这样就没法工作
了吧?”
  应对之道
  大多数时候,他们会积极寻求应对的方案。齐红由此见识人性的丰富多彩——有人
终止了地下生活,更加认真工作;有人小心翼翼,加强信息保护;有人要求给对手反装
窃听监视器;有人意识到结成联盟寻求庇护的重要性;有人想到“分权”以壮大自己人
马;有人则想到,不如为自己找一个“代理人”……
  饭桌上,齐红听到一名局长说:“现在嫉妒心这么重,又安窃听器,又装偷拍机,
说不定我上下班就有人跟踪;我躺在床上,说不定就有一个人的眼睛在我头上看来看去
。干脆这样,我也不掌权了。但是你说,我当局长,辞职也不实际,还涉及到整体利益
,还有上级安排的问题呢,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嫉妒、减少别人的
攻击,我把权分了,就没人恨我了。”
  “这不过是自我掩饰”,齐红说,饭桌上的人都听出了怨言,“没有权力,还怎么
腐败?”
  随着检测的深入,他开始对这一切习以为常。重新建立是非标准,用以区分人群。
  他说,对于“明显的坏蛋”,他会坚决拒绝帮其检测的要求,虽然也有看走眼的时
候。
  有一次,他帮一个官员在车里查出窃听器后,对方不愿接受事实,当场争辩说:我
是优秀共产党员,不可能安装在我这的,因为我从来不说任何违反党的要求的话。
  “你能做到吗?你别狂,我会让你不再这样说话。”齐红和他争执起来。
  “你要使用窃听器吗?”他反问。
  “我不用这么初级的办法。哪天我把你在某种场合私密环境下说的话拿出来给你听
。但是你绝对不允许告我,咱俩签一个协议,敢不敢试一试?”
  齐红看他转着眼珠沉默了,便接着说:“你不知道的事太多了,在这方面我比你知
道得更多,就像党内的事我不如你,其它的事你不如我。”听罢,这名“优秀”官员哈
哈笑起来,称自己在开玩笑。
  另一名局长则在看到拆出来的窃听器后,轻松地指出——那是我妻子装的。“他觉
得自己在单位太受欢迎,不会有人监督他的,因为全单位都被他带动起来搞腐败,每个
员工都得到很多好处”。
  齐红提醒他,国家还是有法律的。
  “我在我们单位,就我说了算!我说的就是规章制度!”
  这些时候,齐红总会感到一种厌恶感在迅速蔓延。慢慢地,他发现自己对这件事完
全丧失了兴趣。他曾对朋友们努力分析窃听偷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曾希望通过检测窃
听器,起到提醒并让其悬崖勒马的作用。但他等不及看到效果了。当有人劝他将此发展
为职业,他选择了远离,将器材都送给了别人。“这是一桩很可笑的事情。可笑的工作
我不愿再做了。但我很高兴曾看到这些官员各种痛苦惊恐的反应。无需深究,那些表情
已经说明了一切,” 齐红说。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WateringCar   (快乐的洒水车)2013-02-28 18:25:51
各位牛人,以后职场腥风血雨,一路走好
【 在 WateringCar (快乐的洒水车) 的大作中提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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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cy34   (另一种风情)2013-03-01 09: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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